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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歷史學家郭沫若所關心的《元祐黨籍碑》

時間:2018-02-27 14:17:15來源:宏衍文化藝術網 瀏覽量:
  題注: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上世紀70年代初期到廣西考察時,曾關切地詢問地方官員:“你們融水那塊元祐碑還在么?它可是國寶!”消息傳到融水苗族自治縣,有關方面立即行動,四處搜尋,最終在縣政府大院一條水溝里找到了已斷成兩截的“那塊碑”,一時人們歡呼,奔走相告。這也是我今天要寫這篇文章的緣由。

  2017年10月16日,融水老君洞景區開業不久。那天細雨紛飛,筆者走進融水苗族自治縣民族博物館。通高154厘米、寬82厘米的《元祐黨籍碑》,猶如一位飽經滄桑的歷史老人,靜靜躺在展廳中央。就算是殘碑斷碣也真實可人。中國歷史這百十年涂脂抹粉,喬裝打扮,早已不是當日模樣,只有這石刻,由于其頑強桀驁,還基本是舊時光景。盡管傷痕累累的碑體、措辭嚴厲的碑文,讓人仿佛能聽到發自900多年前北宋王朝“新黨”與“舊黨”之間聲色俱厲的攻訐,仿佛能聽到這塊飽經滄桑的古碑發出的聲聲嘆息……

  《元祐黨籍碑》有三種:

  一、崇寧元年(1102年)徽宗趙佶正書,刻于內府端禮門。未幾即毀。

  二、 崇寧二年(1103年)蔡京書,勒令諸州據以刊石,次年奉詔毀之。

  三、崇寧三年(1104年)刻于朝堂。正書,無書人姓名,亦毀。
融水苗族自治縣地處桂北大苗山腹地,立于這個僻靜山區的一塊古碑,何以會被郭沫若視為“國寶”,并躋身“國家一級文物”行列?緣由還得從發生在北宋年間的“王安石變法”談起——

  《元祐黨籍碑》是一塊很有歷史價值的碑刻。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,公元十一世紀,宰相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變法,1083年宋神宗死后,年方十三的宋哲宗繼位,由他的祖母高太皇太后聽政,起用司馬光為宰相,廢除了王安石的新法,排除了王安石的新黨,舊黨中又有不同的政治集團彼此爭權,因為當時的年號為元佑,所以歷史上稱為“元佑黨爭”。1103年宋哲宗死后,宋徽宗繼位,重用權相蔡京,出于政治上的需要,蔡京把司馬光、文彥博、蘇軾、梁燾等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,1105年由宋徽宗下令全國郡縣刻石立碑,

  北宋中葉以后,國力衰弱,冗官冗費激增,土地兼并日益嚴重。宋熙寧元年(1068年),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:“當今治國之道,當以何為先?”王安石答:“變風俗,立法度,方今所急也。”君臣一拍即合。于是,熙寧二年(1069年),出任宰相的王安石以“天變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的堅定決心,強力推行“青苗法”、“均輸法”、“農田水利法”、“方田均稅法”、“市易法”、“募役法”等新法,史稱“熙寧變法”。

  王安石的變法,數年內便使朝廷富裕起來,財政收入從宋初的1600多萬貫增加到6000多萬貫,“府庫無不充衍”,新建的32座內殿庫房里堆滿了絹緞。但是,在變法過程中,執行政策的官員趁機壟斷市場。目的在于平抑物價的“均輸法”、“市易法”,實行的結果卻是官商代替民商,盤剝百姓變本加厲。本意為“富民”的“青苗法”、“農田水利法”和“方田均稅法”,也成了官員魚肉百姓的口實。于是,民商和眾多百姓對新法充滿怨氣。

  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、司馬光,此時化為政敵,一方堅持變法,一方維護舊制,兩人終日“爭論于私下,辯駁于朝堂”,唇槍舌劍,針鋒相對,形同水火,大變法使他們成為政敵。蔡京對元祐黨人的痛恨也有個人恩怨在里面。當時司馬光大贊他之后,他并沒得到相應的提拔,反面遭到元祐更化勢力的彈劾,被迫離開首都到地方任官,且一貶再貶,以至于連龍圖閣直學士的榮銜都弄沒了。盡管如此,他們所爭的不是個人的權力,而只是治國方略的出處異同,對對方的人格才學仍抱著充分的尊重。在堅持自己政見上,他們都過份自信和固執,聽不進不同意見,并以為自己這么做是憂國憂民。他們都是君子,但作為政治家,處理問題卻過于絕對化,都或正或反的給當時的國計民生留下了種種問題。宋元豐八年(1085年),宋神宗去世。年僅8歲的宋哲宗繼位,次年改年號為“元祐”,神宗母親高太后聽政。王安石被免職,司馬光奉召入京主政,“盡廢新法”,史稱“元祐更化”。元祐更化雖然糾正了熙豐變法中的部分弊病,卻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。

  司馬光不分利弊“盡廢新法”的做法,不僅引發“新黨”反對,連“舊黨”也有不同意見。原本反對變法的蘇軾,此時卻就“免役法”如何“存利去害”與司馬光爭得面紅耳赤。倒是當時在開封府任知府的蔡京,原本站在王安石一邊,此時立馬見風使舵,堅決執行“盡廢新法”指示,深得司馬光贊賞。

  宋崇寧元年(1102年),宋徽宗即位,蔡京得到重用,拜為宰相。此時,王安石、司馬光均已去世。蔡京搖身一變又成為“新黨”領袖,對反對變法的“舊黨”大加撻伐。一場執政理念的紛爭,演變為狂暴的政治迫害。蘇軾等“新黨”厄運臨頭,重則關押,輕則貶放偏遠之地。

  宋崇寧四年(1105年),蔡京為了把政敵“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”,建議宋徽宗將司馬光、蘇軾、程頤、秦觀、黃庭堅等309個“害政之臣”的名字刻上石碑,立于京城“文德殿門之東壁”。接著,蔡京又揮筆將這份名單抄寫出來,令全國各州縣立石刻碑謂之“旌別淑慝”、“彰善癉惡”、“永為萬世臣子之戒”,以混淆視聽,為新黨執政大造輿論。

  一時間,全國各地“盡立黨籍碑”。但是,“新黨”的反抗聲浪并沒有平息。加上此時蔡京所謂“變法”,早已變成了打擊異己的代名詞,連一些支持變法的“新黨”也被列入“黨籍碑”加以責罰。

  立碑不過一年,一個奇異的天象突然在京城出現——崇寧五年(1106年)正月,彗星掃過天空,“其長竟天”俗稱掃帚星,,景色怪異,朝野為之震撼。宋徽宗看到天上有彗星的出現,認為是不祥之兆,又下令全國毀碑,“新黨”趁機大做文章,說這是蔡京等奸臣的倒行逆施引發天廷震怒。因而1106年,《元祐黨籍碑》全國無存。

  原本就對變法心存疑慮、有意削減蔡京權勢的宋徽宗,立即詔令全國“盡毀黨碑”。剛剛在各州縣立起來的一塊塊《元祐黨籍碑》,又紛紛被砸毀。此情此景,讓蔡京既惱怒又無可奈何,只得厲聲道:“石可毀,名不可滅也!”蔡京不知后世之人不想碑石被毀的心情,比他還要強烈呢!若無此黨碑,后世之人怎么會知道當時有這么多的忠正之士在王安石一手遮天、變古亂常的時候,挺身而出,為國家與民族的利益而進行忘我的諍諫呢?這三百九人流芳百世,正賴此碑之存也!然而,他始料未及的是——由于自己在社會背上“奸臣”、“賊首”罵名,那些“害政之臣”及其親屬不但不以被刻名于《元祐黨籍碑》為恥,反以為榮。“黨籍碑”在人們心目中竟變成了一塊“光榮碑”。最后宰相蔡京將司馬光等舊黨列為奸黨,章惇也被迫害。但蔡京并不是新黨?梢哉f新舊兩黨都沒有勝利,王安石新法幾乎全廢。

  南宋嘉定四年(1211年),“元祐黨人”沈千的曾孫沈暐在融水做官,覺得刻有祖上姓名的“黨籍碑”被砸毀實在可惜,于是,取出家藏《元祐黨籍碑》拓本,重新刻碑,立于融水城郊真仙巖老君洞內。無獨有偶,桂林一位叫梁律的官員,這塊碑是事過93年之后的1198年南宋時高宗時被列為元佑黨人梁燾的曾孫,一位叫梁律的官員重刻的,他刻這塊碑的目的是讓后人明辨是非,似乎也有為他曾祖父鳴不平的意思,覺得先祖梁燾的名字能和司馬光、程頤這些大儒一起被刻于“黨籍碑”上,實在是一種榮耀,便依據家藏拓本,將碑文重刻于七星巖龍隱洞中!对v黨籍碑》是研究宋代元佑黨爭的重要文物資料,現在被收錄在《百科全書•考古卷》當中,歷史價值很高。

  于是,當全國各地《元祐黨籍碑》“盡毀”時,廣西卻有兩塊《元祐黨籍碑》留存下來。存于融水的《元祐黨籍碑》,由于所拓為蔡京手書真跡,尤其珍貴。遙想當年,徐霞客慕名而來,為了拓下《元祐黨籍碑》等珍貴碑文,在洞中留居13天,并寫下數千字日記贊嘆真仙巖奇景。

  同樣令人感慨的還有這塊碑的文化價值。在北宋蘇、黃、米、蔡四大書法家中,蔡京的書法因其“奸名”一直不被收藏者看重,傳世作品不多。倒是他當年恨恨提筆寫下的《元祐黨籍碑》碑文,雖然沒有達到讓司馬光、蘇軾等人“遺臭萬年”的目的,卻無意間將自己姿媚的筆法、豪健的字勢、飄逸的書風留存于世,成為一份難得的文化遺產。

  中國歷史太長、太久,太復雜,難以記得清楚,政治上事情更是是是非非,對對錯錯,難以說明白。往往是“勝者公侯,敗為寇。“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”試看這段歷史就很清楚了。為此筆者近年來曾有融水《元祐黨籍碑》史話隨筆、《集句真仙巖元祐黨籍碑聯話》、呂公著父子四人上了《元祐黨籍碑》等文章發表,此為補筆也。(姚老庚)
 
 
(責編:林睿)
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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